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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了外来家政工在香港等国际都市居住的公共事务。以“公共外出（public outings）”作为理解移民流动居住地的概念切入点，试图将这些移民呈现为普通的城市参与者，他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每天居住、分享和塑造城市景观。尽管家政工人以各种方式受到雇主的约束，但他们仍然利用社区内的公共和准公共空间——作为他们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空间——打造成一种不稳定的自主权场所。通过一个简短的民族志——使用参与者日记、访谈和参与者观察住在香港的移民家政工，本文描述了移民如何使用一系列的社区空间来创建一个临时的关怀基础设施，有助于创建一种家庭生活和家的感觉。

　　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短暂性一直是移民的一个明确特征（Hugo 2009）。以“临时性和循环性”（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5）为标志，数十万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移民在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从事家政服务工作。这些移民不只是让这些国际都市继续运转；他们无形的再生产工作也为一系列更高收入的劳动力市场释放了当地劳动力。临时工有时可能是移民工人的理想选择（Parreñas 2010；Knowles and Harper 2009）。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对身体、家庭和社会领域施加约束力”（Bailey et al. 2002, 139; Collins 2012）的移民制度制度化和强制执行的，构建了基础结构障碍，以防止移民在东道国社会扎根。移民被迫陷入“永久暂时”的境地（Bailey et al. 2002, see also Yeoh 2006; Xiang and Lindquist 2014; Lin et al. 2017）。因此，如何适应“永久的暂时性”，成为东亚许多劳工移民迫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本文以东亚国际都市香港为案例研究，利用公共“外出（outings）”这一社会理论概念，帮助研究人员关注住家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利用他们在雇主家外的工作日行程作为一些机会，用于获得自我掌控、宣称亲密时刻，并精心制定非正式的社会关怀基础设施。从DeLand和Trouille（2018; see also Trouille 2021），发展而来的“外出”概念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移民家政工人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内和城市之间生活。他们如何体验日常城市外出，以及这些外出与更广泛的城市生态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告诉研究人员关于移民家庭工人的经历。外出，作为一种概念启发式方法，可以用来引导我们关注移民群体在城市环境中居住的不同可能性。使我们对城市参与者的多重体验和轨迹敏感，即使他们与他人共享相同的公共和准公共场所和设施（DeLand and Trouille 2018）。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审查关于移民家政工人、家庭生活和城市家庭化的现有工作，概述香港的“使用和丢弃”移民制度，并描述本文用于收集材料的方法。然后，讨论转向详细的实证描述，即一群住家外来家政工如何融入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结构中。

　　在东亚，跨国家政工是城市和移民研究中研究最多的人口之一。这类研究有三个关键的见解。首先，临时家政工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欠发达国家向香港、新加坡和台北等国际都市的大规模流动定义了该地区几十年来的迁徙景观。其次，该组织的临时和循环迁移状况表明，各种迁移基础结构是如何参与管理“永久暂时性”和“永久存在”之间的复杂平衡，以保持国际都市的运转。第三，家政工所经历的独特时空家庭生活塑造了他们如何在所在社会建立亲密关系。我们追随着第三类研究。我们想探索邻里空间如何被家政移民用作住所；以及家政工如何在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发挥着普通城市制造者的作用。

　　实际上，家是一个更加矛盾的空间。对于东亚的许多跨国家政工来说，他们在东道国的短暂身份是在最亲密的家庭空间层面上体验的。由于受管理的就业不稳定，搬迁到另一个“家”很常见。由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经验经常与家庭空间不一致，因此定居和安家很困难，特别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与雇主共同居住的住家工人时。因此，“家”往往是一个矛盾的空间，而脆弱 的“其他人”既是“工人”，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事实上，住家移民的工作从来不是纯粹基于任务的。它涉及情感交织（Steinberg and Figart 1999），包括对作为员工的“他者”和家庭成员脆弱平衡的谨慎管理（Huang and Yeoh 2007; Jacobs 2003）。

　　新的监控技术正在进一步深入到许多移民家庭佣工的工作自主权中。如果老式的员工监控是通过家庭成员的存在和监控来进行的，那么员工当前的日常体验越来越多地被远程监视（Johnson et al. 2020; Lee, Johnson, and McCahill 2018）。保姆摄像头和类似设备使雇主可以轻松地远程观察、调节、中断和干扰家政工人的工作，而被监视的移民不确定摄像头记录的位置、频率和内容。这种规训似的凝视，旨在提醒工人即使在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也要尽职尽责并专注于工作；挑战和转变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破坏工人的工作自主权。

　　和许多其他国际都市一样，香港也依赖成千上万的移民家政工。在许多中上层家庭中，世俗的、无形的家庭再生产工作已逐步转向跨国的非亲属家庭成员。鉴于生育率下降、社会老龄化以及双收入核心家庭的盛行，对跨国移民的严重依赖是解决许多家庭“时间和照顾不足”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Boersma 2019; Bryson 2007; Cheng et al. 2013）。这有效地将外来家政工——目前约为38万人，占本地劳动力总数的10%（HKCSD 2015, 2018）——转变为香港城市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家”是一个需要仔细协商的矛盾空间。这对于了解移民如何在新奇景观中居住的体验也至关重要。没有多少人关注探索“日常城市”是如何卷入这种体验的。我们认为，超越“家庭住宅”进入城市环境的日常空间，为移民家政工如何协商不稳定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外来住家家政工从不完全局限于“私人”领域，即使在他们的工作日也是如此。在下文中，我们试图了解这些移民如何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在社区内部和与社区之间建立联系感。

　　以下实证讨论围绕8名移民家政工的叙述展开。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想了解家政工在日常工作日“外出”期间做了什么。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将外出概念化为不仅仅是“离家”和“回家”的行为。相反，从DeLand和Trouille（2018）中汲取灵感，该概念旨在突出日常平凡、例行公事、前往他们居住的城市的旅程，以及将普通城市参与者纠缠在更广泛的城市中的重要节奏形成或关系制作过程。因此，“外出”的概念有助于提高社会科学家对外出行程的组织方式的敏感性；分析城市生活如何不同，以及公共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同形成。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要求8名移民家政工为他们的工作日外出写一份为期一周的时空日记（参见Latham 2003, 2004）。大多数人是通过菲律宾基督教教堂招募的。其他人是通过在社区闲逛和工友或雇主的推荐来招募的。所有受访者均为女性。他们在香港逗留的时间从一年到三十多年不等。7人来自菲律宾，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日记记录者被要求记录准备、计划和外出的细节——目的、地点、时间、与谁、使用什么物品——以及每个工作日外出的事后感受：为他们提供了书面指导，以帮助完成日记。完成日记后，受访者接受了采访。这使受访者能够扩展和澄清他们时空日记中的叙述。日记采访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此外，为了与日记记录者一起工作，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面对面访谈（n=15），并进行了结构松散的参与观察过程；这包括参加一些工作日外出。该研究于2019年6月至2019年7月在香港进行。当然，这一小样本的参与者并没有捕捉到香港日常移民外出的全部种类。

　　首先，工作定义了他们的日常城市航线。其次，他们的日常外出模式表现出独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高度依赖于家庭结构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流动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每天进行什么、为什么、在哪里和何时外出的问题，通常会以关于不同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故事结束。虽然物质供应通常由工人独自完成，但其他外出活动则与不同家庭成员、儿童、老人和狗的外出模式相对应，他们的日常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不同。确切的外出时间和目的地因实际工作时间、家庭组成和家庭成员的行程而异，但在工作条件相似的工人中往往表现出相似的模式。

　　时间限制是受访者组织日常家务外出的基础。工人们通常有非常有限的时间来完成一长串的任务，四处奔波，然后又匆匆赶回家做另一长串的家务。日记记录者在外出期间创造了空闲时间，将非工作日程融入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除了摆脱持续的印象管理来放松一下，日记记录者还通过定期绕道到附近的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杂货店、快餐店或低预算的二手服装店来进行自我关怀。有时，他们通过完美的工作外出的执行来挤压“自由”的外出时间。他们还通过积极使用手机，将非工作部分插入到工作外出中。在家庭空间经常禁止使用手机，移民应遵守“非闲散原则”，积极找事做（Lan 2006）。事实上，在家里使用手机会给雇主传达一种懒散的印象，并破坏雇佣关系。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城市环境的公共和准公共空间仍然是使在港工人的耐力成为可能的核心。公共城市景观对雇主构建的全面监控制度提出了挑战。它提供了篡改工作任务的可能性，悄悄地挑战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并通过为非工作议程借用工作时间来侵犯规训力量。在许多方面，城市社区扮演着扩展关怀空间的角色。它们为日记记录者提供了将自我关怀的维度插入到照顾他人的工作中的可能性；提供空间，让日常外出的一部分可以转变为自我关怀的时刻，让日记记录者重新获得隐私和自主感。这种资源可帮助他们忍受住家移民家政工的生活。

　　每个日记记录者都从他们的祖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走了很长一段路来谋生，却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回到他们的“家”。但作为某人回到“家乡”的女儿、妻子、姐妹或母亲，他们有多种社会身份，这些身份不会因为来到香港而突然消失。相反，他们正在大力努力，以维持现有的跨国社会关系。香港的结构对于使正在进行的跨国关系重建成为可能至关重要。作为一种“供应机器”（Amin 2008），这座城市通过投入其广泛的地方资源，进行跨国交流、汇款和送礼，为移民提供了详细阐述跨国身份的机会。

　　家政工的外出行为与同远方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密切相关。在公共场合为家政工提供了与远方亲人建立联系的机会。当然，这些普通的关怀行为是由智能手机提供的。但香港广泛的电信基础设施网络也同样提供了支持。一些家政工在午餐时间去麦当劳或肯德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用免费和快速的无线网络与家人保持联系。对于这些移民来说，香港的公共和准公共空间是亲密的、私人的关怀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同样，香港的物质供应机会也是更广泛的跨国关怀网络的一部分。

　　但这座城市并不仅仅提供空间延伸的亲密关系的发展。鉴于相应家庭成员的家庭结构和流动模式相似，香港的外来家政工在工作日往往会在相似的时间前往相似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与其他移工的例行会面。在这里，城市充当了一个相遇的平台，“多元地域的聚集点”，移民在这里相遇和重新相遇（Amin 2015, 243）。市场、公园、学校或老人日托中心，是住家家政工必须定期去工作的地方。这些社区场所不仅是工作场所，而且同时也是合法的相遇场所，移民家政工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它们是移民之间的社交通过日常的认识、会面和互动逐渐显现出来的场所。